王志瑞|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
时空定位：2024年1月，某硬卧车厢
年前离校返乡，一辆从湛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发生了一桩稀罕事。
一位身着绿色军大衣的大爷在硬卧车厢内来回踱步，手里拎着被褥，满头大汗。大爷的窘态很快引起了列车上众多旅客的注意。上铺一位好心的、操着山西口音的中年男子从床铺上爬下来询问缘由。起初，大爷并不愿意透露信息，但碍于男子“自来熟”的强烈攻势，最终大爷竹筒倒豆子般地吐露起了心声。
据大爷描述，他本是河南开封人，目前60多岁。多年前娶了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妻子，妻子很快诞下了一个小男孩，现在男孩刚满14岁。结果原本和睦的家庭却横遭变故——妻子单方面悔婚后携带财产独自离家出走，留下自己和14岁的儿子。由于缺乏必要知识技能和体力劳动能力，也没有可耕作的土地，大爷在原籍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糊口生存，于是在半年前南下广东寻找就业机会。可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”，在颠沛流离的旅途，大爷的钱包丢了。“折腾了大半年，工作没找着，最后还没钱回家，没钱吃饭。我浑身上下的钱都花在买这趟车的票上了”“从郑州下车以后我就没办法再回开封了，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”，说罢，大爷一把鼻涕一把地开始哭泣。
“大哥，您先甭难受，人是铁饭是钢，我给您整口饭吃。”说着，中年男子向列车员买了一盒盒饭送给了大爷。“我给您支个招，您从郑州站下车以后，就去列车警务室，找他们帮忙，就说没钱回家，他们会给您买好票的。”
“这种情况应该给你低保。”正说着，旁边另一个大爷搭腔道，“不给的话，你回去就把你那铺盖卷带上，去你们市政府大楼里摊开了躺在那就开始闹，你一闹政府准能给你安排个好工作。”这番言论着实令人大为震撼——先不说绿色军大衣大爷将来向政府寻帮助的结果如何，单说寻求帮助的手段——闹，这真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吗？表达诉求的第一途径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“非闹不可”了？
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我们的政府，多年来“有事找政府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这是由于我国政府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指南，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和良性的政民互动关系。然而，遇到困难时的正确思路首先应当是自食其力，然后政府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而产生依赖心理。因为政府掌控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人类的需求是多元无限的，如果人人都希望通过闹的方式来获得政府的同情和帮助，依靠极端的、暴力的方式来威胁，那么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，政府自然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利益。
但也有观点认为，闹是因为“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”“如果不是没有办法，谁会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”。的确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们的维权意识得到显著提高，自媒体“实名举报”、热线投诉等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推崇，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维权时觉得“投诉无门，反馈无效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”？我想这正是新时代的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——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仍应继续拓展，老百姓的真实诉求应当被及时发现，“不要让人民寒了心”才是政府的应有之义。
大爷最终在郑州站下了车，后来发生的事情无从知晓，大爷所描述事件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。唯一值得关注的是，“非闹不可”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存在的维权手段，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，发人深省。
